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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
默克尔敦促日本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
新华网东京3月10日电（记者冯武勇、刘秀玲）正在日本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敦促日本尽早处理好“慰安妇”等历史问题。
默克尔10日上午与日本最大反对党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举行会谈。日本媒体报道，大约40分钟的会谈中，有30分钟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展开。据冈田向媒体透露，默克尔主动提到“慰安妇”问题，表示妥善处理好“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对日本实现与邻国的和解很重要。
冈田在会谈中说，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但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和解尚未达成，希望了解德国战后是怎么与邻国达成和解的。对此，默克尔以德国清算纳粹历史为例表示，虽然完全解决历史问题不大可能，“但必须始终正视过去”。
冈田则指出，加害者想早点忘记过去，但受害者不会轻易忘记，日本有必要在此认识基础上处理和解问题。
默克尔9日至10日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默克尔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正视历史。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
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
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拍手称赞。1971年12月20日，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970年德国总理向死难犹太人下跪谢罪瞬间。（图片来源：新华网）
德国总统称赞勃兰特在华沙下跪的举动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总统武尔夫和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7日来到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环。武尔夫称赞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历史性的下跪是伟大的和解姿态。
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这一忏悔之举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武尔夫当天在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主办的活动中发表讲话说，勃兰特通过他的一跪代表德国人向数百万大屠杀受害者，其中大多数是波兰公民，表达了无与伦比的尊重。
武尔夫说：“他（勃兰特）承担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广泛意义上的责任。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同的德国人形象、一个不同的德国、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德国形象，它寻求与邻国的和解。”
他说，当年只有11岁的他对勃兰特的下跪印象深刻。勃兰特谦卑、寻求和解的举动至今让人们铭记在心。
武尔夫表示，他和科莫罗夫斯基希望在两国签署《华沙条约》40周年纪念日这天，寻求德波关系“新的开端”。（来源：新华网《德国总统称赞勃兰特在华沙下跪的举动》）
1970年德国总理向死难犹太人下跪谢罪瞬间。（图片来源：新华网）
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一跪，淡化了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沉积在心底里的愤怒，他们为勃兰特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回归正常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现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亲自去波兰，为刻有下跪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提醒后人德国走过的歧途绝对不能重现。
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当时采取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感受。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勃兰特流亡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
1970年德国总理向死难犹太人下跪谢罪瞬间。（图片来源：新华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出演BS富士电视台节目时，被问及是否会在秋季大祭中参拜靖国神社。安倍首相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表现得模棱两可。
安倍在节目中表示：“十分遗憾的是，在此事已经成为外交问题的情况下，去还是不去，我无法回答。”
针对参拜的意义，安倍表示：“对于为国捐躯的英灵们，表达崇敬之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资料图：日本超党派议员团体“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战败日 5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日本称“终战纪念日”），日本超党派议员团体“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成员选择在当天上午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参拜者约50人，其中包括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民主党参院干事长羽田雄一郎以及日本维新会代理党首平沼赳夫等。
近年来，在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人数均为50左右。在4月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中，“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有168人前往参拜，创下198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据报道，“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每年都会在8月15日的日本投降日、春季例行大祭及10月的秋季例行大祭时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2014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69周年纪念日。15日上午，安倍内阁两名阁僚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代理人供奉了祭祀费。
15日上午，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古屋圭司、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先后参拜了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当天通过代理人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自民党众议员小泉进次郎，以及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超党派议员联盟约80人也于当天上午参拜了靖国神社。
自2012年12月安倍内阁上台以来，古屋圭司每年春秋例行大祭以及8月15日都参拜了靖国神社。新藤义孝也进行了频繁参拜。
日本靖国神社内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安倍政权上台以来，顽固推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右翼政策，包括安倍晋三本人在内，已有多名内阁成员以各种形式参拜靖国神社，招致国际社会强烈批评。（
新华网东京 记者刘秀玲 冯武勇）
编者按：应邀访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日在东京发表演说后回答有关提问时指出：德国战后正是因为认真直面过去，才获得邻国的宽容和国际社会的接纳。这与日本国会议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截然不同。新华军网为您对比战败后的德日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
资料图：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
默克尔敦促日本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
新华网东京3月10日电（记者冯武勇、刘秀玲）正在日本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10日敦促日本尽早处理好“慰安妇”等历史问题。
默克尔10日上午与日本最大反对党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举行会谈。日本媒体报道，大约40分钟的会谈中，有30分钟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展开。据冈田向媒体透露，默克尔主动提到“慰安妇”问题，表示妥善处理好“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对日本实现与邻国的和解很重要。
冈田在会谈中说，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但日本与中、韩等邻国的和解尚未达成，希望了解德国战后是怎么与邻国达成和解的。对此，默克尔以德国清算纳粹历史为例表示，虽然完全解决历史问题不大可能，“但必须始终正视过去”。
冈田则指出，加害者想早点忘记过去，但受害者不会轻易忘记，日本有必要在此认识基础上处理和解问题。
默克尔9日至10日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默克尔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正视历史。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约30万妇女死于日军蹂躏
2014年11月21日，段瑞秋的手机响了。一个韩国友人告诉她：“我在中国广西荔浦见过一个奶奶，还要去见另一个奶奶。可是，另一个奶奶去世了，今天中午。”这几句中文虽然磕绊，但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书《女殇》作者段瑞秋听得很明白―何玉珍去世了，她是今年离世的第三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这样的电话，随时都可能响起。
40万，这是目前根据文献和调查统计出来的亚洲慰安妇数量，其中中国占20万，实际数字可能还在此之上。当南京大屠杀的“30万”数字已经刻骨铭心，这个“40万”却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在《女殇》中，段瑞秋为最后27位活着的中国慰安妇记录了证言；但到书出版时，她们只剩下24位。
12月13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军史作家余戈说：“70多年前，有一群中国妇女，因为国家贫弱，因为中国的男人没有办法保护她们，而陷入了地狱。今天，她们正在一个个离去，我们却仍然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我希望拿到这本书的人，都能好好地读一遍，权当是为她们、为那段历史的送行。”
崔永元在《女殇》的推荐语中写道：“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通常不会因为施虐者的忏悔而让痛楚烟消云散，何况还有至死不悔的。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在歌舞升平中加入这些嘶哑的呐喊，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承担责任，国家强大的标志就是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每一个子民。”
“你要想采访她们，就要快！她们已经太老，太老！”
时间回溯到2012年，段瑞秋听说在抗战时期一个中国姑娘竟爱上日本佐官的故事，类似于杜拉斯小说《广岛之恋》中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而当她到故事的发生地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寻访主人公时，残酷的真相让她震惊。
当地“滇西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告诉段瑞秋，故事中的中国姑娘根本没有遇到爱情，遇到的只是疯狂的日本鬼子。“她叫杨美果，被关了几个月。她一反抗，他们就打她嘴巴，咬她，用刺刀划她，血流得满身都是。她的小指头都被咬断！她疼得昏死过去，日本鬼子还一个接着一个糟蹋她。”段生馗说。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的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亚洲慰安妇死于日军蹂躏，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2013年7月9日，段瑞秋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遇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苏智良告诉她：“中国还有20多位受害老人活着，你要想采访她们，就要快！每几个月就会有人去世，她们已经太老、太老！”
从那天起，段瑞秋开始了这段再不走就要永远迟到的寻访之路，东至南京、上海，西至滇西，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
2013年11月2日，在广西桂林的荔浦县第一次见到何玉珍时，段瑞秋记得：“她五官端正、鼻梁挺直，可以看出年轻时候的美丽。但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而浑浊，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何玉珍的儿媳冯秀珍说，当年媒人上门提亲，父亲知道男方是何玉珍的儿子，对女儿说：“你嫁过去的婆婆长得很光彩啊！年轻时候赶圩（赶集―记者注）从我们村里走过，好多人见到都会站着看她。”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无比美好的女子，当段瑞秋问：“您见过日本人吗？”92岁的何玉珍只回答了6个字：“见过。抓我，打我。”
通过冯秀珍的转述，段瑞秋拼凑起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那是1945年，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何玉珍在街上被出来扫荡的日本兵抓到了据点。冯秀珍说：“日本兵糟蹋妇女太厉害，她受不了，就用手紧紧抓着裤带。日本兵的皮鞋使劲踢她两条腿，她疼得在地上打滚……”冯秀珍讲不下去了，失声痛哭。
终于，趁一次日军没注意，何玉珍跑了出来。因为战争，她先后失去了父母、兄弟、丈夫、孩子，这一生唯一的安慰，就是改嫁后丈夫对她不错，抱回来的儿子也十分孝顺―大部分慰安妇因为身体遭受严重伤害，终生无法生育。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资料记载，占领海南岛的6年间，日军设立慰安所70多个，有慰安妇数千人，她们大多病死、自尽、被杀，战争结束时，仅剩不到100人。王志凤就是幸存者。
1941年，17岁的王志凤是在回家路上被两个日本兵抓走的，从此陷入地狱。受尽折磨后，还被拉去帮日军挖战壕。一天天热，口渴的王志凤向日本兵讨水喝。没想到这个士兵冲过来把她推到，疯狂地踢她右小腿的胫骨，那是一块仅有皮肤包裹的骨头！由于得不到任何医治，伤口很快感染、化脓、溃烂，至今仍留有疤痕。
今年89岁的王志凤流着泪对段瑞秋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打我？！”也许侵华老兵太田毅的回忆录能回答这个问题：“想起做过的这些事，感到自己不是人类，而是魔鬼！”
其他战争受害者可以义正辞严，而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得不到同胞的正视
余戈说：“我们关注战争中将士的浴血牺牲，但有一种痛苦比死亡更持久、屈辱感更深，那就是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她们一会儿说愿意接受采访，一会儿又带口信来说还是算了。这样的反复，段瑞秋已经习以为常。今年86岁的骈大娘就犹豫过好几次，怕自己的8个孩子不高兴，就在采访的那天早上还下不了决心，最后是小儿媳陪着来。她仍然不愿意有人去她家里采访，“怕被邻居看见问起”。
1942年秋天，才16岁的骈大娘被几个突然冲到她家里的日本兵抓走，关了20多天。当时她的姑父在伪军当差，找了很多人向日军求情，才把她放回家。但隔了几个月又抓，再放，如此反复了4次。
当骈大娘向段瑞秋讲这些时，边讲边哭，渐渐浑身发抖，像哮喘一样喘不上气。段瑞秋急得紧紧抱住她：“不说了，不说了！”这场采访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当段瑞秋把装着慰问金的信封递给骈大娘，她哭着使劲推开：“俺不要你的钱，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就行了，装了几十年了。”
段瑞秋在书中写道：“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辞严地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仅就《女殇》中采访到的27位受害者，她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僻静的角落，生活困顿，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甚至是同胞和亲人的鄙夷。
荔浦的瑶族姑娘韦绍兰今年90岁，她年轻过，唇红齿白，勤劳贤惠，日军的到来终结了这一切。虽然她最终逃出了日军据点，但从此村里的人厌恶地称她为“日本兵沾过的女人”，而她竟然还生下了一个“日本仔”罗善学。
今年已经68岁的罗善学一辈子没结婚，“人家不愿意嫁给我，穷，名誉不好听”。他也永远无法知道带给他屈辱的父亲是谁。从小遭受全村人嘲笑和辱骂的罗善学曾在15岁那年问大伯爷：“村里人为什么骂我日本仔？”大伯爷回答：“你妈妈被日本人欺负过。”罗善学说：“你们可以在山上用大石头滚日本人嘛！”大伯爷说：“你还没滚石头，他老远就把你打死了。”
罗善学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和尚”。段瑞秋不忍心告诉他，纪念馆不是寺庙，不可能收留他。
68岁的罗善学（左）和90岁的韦绍兰。图片由段瑞秋提供
加入嘶哑的呐喊，让年轻人知道那一段历史
龙陵县城的董家大院是一处雕梁画栋的二进四合院。1942年5月日军进城后，很快发现了这个好地方―当军人的慰安所再合适不过了。日军马上改装房子，接来了第一批23名慰安妇，其中10人是日本职业妓女，其他13人是来自朝鲜和台湾的“女子挺身队员”。当然这远远不够，当地的姑娘被不断哄骗、强迫到这里。
慰安所负责人田岛寿嗣为了显示正规化管理，在董家大院中门的墙壁上挂上了《慰安所规定》，写着“入场券价格”、“入场时间”等细致的规定。如今，这里已成“侵华日军慰安妇罪行展览馆”。馆长邱家伟告诉段瑞秋：“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把城里所有慰安妇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家沟枪杀，或是强迫她们吞下升汞片（一种致命毒药―记者注）。”
在荔浦县城东北的马岭镇，有两个炮楼―陈家炮楼就是当年关押过韦绍兰的地方。炮楼年久失修，园子里杂草丛生，有几处墙体已经漏出破洞，似乎随时都会倒塌。
这样的慰安所在中国应该还有很多，也应该已经消失了很多。1983年，一个名叫长健一的侵华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昭和十三年（1938年―记者注），在参观南京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慰安所"。他们了解到南京有两家，便去了其中一家……他们缴费，但不能挑选女人，就像上公共厕所一样。”
南京的利济巷二号，就是当年的慰安所之一“冬云慰安所”。十多年前，早已破旧的房屋面临拆迁，热心人士多方奔走，才最终保住了这几幢危楼。
《女殇》几乎是关于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纪实作品的终结之作。书中的27位女性，年纪最大的符桂英95岁，最小的刘凤孩也已85岁。她们都老了，这些记忆终将随着她们成为历史。
一张图就能看懂：你绝对想不到的日本神逻辑
日右翼媒体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暴露了什么?
战后70年日本勿再输掉良知
日本赢不了钓鱼岛地图战
作者：冯武勇 刘秀玲